泰山因泰山魂而成其高，黄河因黄河魂而成其壮，遵义因为有遵义精神必将受到世界的注目。“遵道行义、自强不息”的遵义精神，既具有本土文化的特色，又融合了中华文化的精义，具有广博而深远的意义。

　　“遵道行义”有三个的来源：其一是《尚书·洪范》箕子与周文王的对话“无偏无陂，遵王之义;无有作好，遵王之道;无有作恶，遵王之路。”其二是黄石公《素书》“遵义章第五，遵而行之者义也”。《素书》是神人黄石公传给张良并帮助刘邦建立汉朝的神奇著作，书中强调“道德仁义礼智信”。其三是希望人们要像“义郎”一样拥护国家的统一。东汉光武帝时期，牂牁郡功曹谢暹反对地方豪强公孙述自立为王，联合几家大姓“保境为汉”，并远道去投奔光武帝，被封为“义郎”。“自强不息”源于《周易·乾第一》之“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。”

　　“遵道行义”之“道、义”是中华文化精神核心的、根本的、最高的理念。先秦典籍《尚书》、《易经》、《道德经》、《论语》、《管子》、《荀子》等对道都有论述，道是那一时期普遍认同的最高哲学概念。道在宋明理学期间渐渐代之以“理”，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又渐渐代之以“真理”。“义”的意义有适宜、得当、中正之意，《管子》、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墨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、《素书》等古代典籍都有诠释，它的意义后来引申发展为意义、主义、正义等。

　　中华文化讲究体用，“遵道行义”偏重于体，是对道的认识、遵循;“自强不息”偏重于用，是对道的求索、实践。体为本体、本质、内核、精神、认识等;用为功用、功能、外在、物象、实践等，体用精神强调了知与行的、认识与实践的辩证统一。梁启超、张岱年等中国文化人认为中国文化精神是“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”;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“铁肩担道义，妙手著文章”，是一种中华文化精神的实践和弘扬。

　　“遵道行义，自强不息”是遵义儿女的文化基因，从桐梓人在岩灰洞点燃文明的火光，这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，就活跃着一代代不息追求着的优秀儿女，他们不因环境险恶而气馁，条件艰苦而止步，向着美好的目标上下求索，使遵义精神的内涵更加的显明、丰富、完善。

　　遵义精神的第一个涵义是求知探理、进取不息。东汉时期，尹珍千里迢迢赴京师洛阳求学问道，向许慎学习五经文字，年已古稀他还向应奉学习“天地人”三才之道;娄山儿女海通法师礼佛尚道，在乐山建造了世界闻名的乐山大佛;播州时期，颠仙在紫霞山博览百家、旁通儒释、谨独精一、心悟至道;沙滩文化时期，郑珍、莫友芝等“志于道，据于德，依于仁，游于艺”，深研文字学、经学、理学，特别是郑珍 “实事求是”(见《清史稿》)，与莫友芝终成“西南巨儒”;黎庶昌放眼中国和世界、历史和未来，走向先进的日本和西欧;近现代的蔡光举、袁咨桐等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，谢绍敏、谭星阁等参加五四运动;段雪笙、雍文涛、韩念龙、周林、陈沂、陈淑蓉等投奔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。

　　遵义精神的第二个涵义是爱国仁民、奋斗不息。遵义儿女有着国家民族的整体观，深明国家民族的大义，历朝历代都拥护国家的统一。东汉时期，谢暹想的是国家的统一，奋起反对公孙述的分裂;播州土司时期杨端、杨粲、杨文、杨汉英等以“尽臣节，隆孝道，守箕裘，保疆土”为家训，为了国家的统一东征西战;南宋二冉为了抵御蒙军入侵，修筑合川钓鱼城; 15万遵义儿女走上抗日战场，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浴血奋战;当代的遵义人心向中央，团结奋进，努力追寻民族复兴的中国梦。

　　遵义精神的第三个涵义是求是践道，远征不息。毛泽东有诗句“人间正道是沧桑”，马克思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实践本体论。毛泽东等老一代革命家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，道义在肩长征万里，遵义会议定乾坤，雄关漫道追日月，留下了“实事求是”的精神;浙江大学的文军辗转奔走定居遵义，留下了浙大的“求是”精神;改革开放初期，遵义提出“实事求是，崇尚科学，艰苦奋斗，排难争先”的遵义精神;当代遵义人焕发出昂扬的精神，行进在新的征途上，许多单位、学校、医院都提出了求实、求是的精神理念。

　　“遵道行义、自强不息”的精神深深浸润滋养了这片丰厚的土地，遵义市委、政府对遵义精神的强调，必将引起更加广泛的共识，激励名城儿女不断开拓创造，使遵义精神开出绚烂之花，结出丰硕之果，辉映广大的时空。